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由此来带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发展，并且辐射到非洲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双、多边合作机制下积极开展农业领域产业对接，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链条不断延伸，合作主体和方式不断丰富，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7年5月）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同于宣告“一带一路”覆盖全世界：“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
“一带一路”的重点路线
“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路线为：
1. 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
2. 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3. 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三条线路，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条线路相呼应。
“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重点方向是：
1.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2.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官方的这些阐述，大致可以推断“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
首先就是巴基斯坦，无论对陆上“一带”还是海上“一路”，都是关键的节点。而作为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在这里投放了巨大的经济、政治资源。
其次就是东南亚，这是“一带”南线所覆盖的区域，也是“一路”的必经之地。东盟十国，与中国山海相邻，不少也是南海的声索国，关系错综复杂，毫无疑问是“一带一路”的难点。
随后就是中亚地区。中亚五国，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除了土库曼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亚地区不仅是中国打通欧亚大陆桥，以减少对马六甲航道的战略依赖的关键节点，也是迄今因种种原因仍有相当多的关键问题没有突破的“掐脖子”地段。
再就是中东地区，既是“一带”中线的关键，也是目前中国构建能源安全的重点。
农业交流和农产品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合作内容。借古丝绸之路，中国从西方引入了胡麻、石榴、苜蓿、葡萄等作物品种，并把掘井、丝绸、茶等生产技术和产品带到了中亚，促进了沿线国家间农业技术和产品的传播交流，亚欧非的农业文明沿着古丝绸之路交流互通，不断发扬光大。新时代，农业发展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沿线大部分国家对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愿望强烈，开展农业合作是沿线国家的共同诉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农业国际合作成为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结合点之一。
一、“一带一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中国农业进入新阶段，目前中国农业主要面临两个挑战。
一是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导致国内外差价越来越大，形成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同时，我国对农业的补贴已接近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的上限，形成补贴“天花板”。这样，在成本、价格和补贴的对冲挤压下，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难度更大。
二是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在资源环境两道“紧箍咒”制约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压力更加严峻。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阶段保持农业的持续增长，主要有三个不能：不能再靠资源超载、环境透支来扩大农业生产；不能再靠增加化肥和农药使用来提高农业产量；不能再靠直接的价格支持措施来刺激农业生产。
那么，我们靠什么？
我认为新时代下的我国农业进入观念变革、机制创新、结构转型、产业重塑的关键时期。必须改革创新，促进提质增效、节本降耗；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集约经营、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新型战略，提高统筹国内外资源市场的能力，构建全球供应网络。
其中，首先要实现今后农业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观念变革。例如，今后国内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依靠国内农业资源保障粮食安全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冲突愈发尖锐。目前中国土地资源自给率只有80%，在农业资源超载运行、环境代价高昂的条件下，只能满足国内90%的谷物、油料等农产品需求。也就是说，从国际市场进口10%的国内农产品需求，相当于用国外农业资源补充20%的国内耕地资源。过去靠资源超载、环境透支的巨大代价，实现了粮食连增。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重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目前我国大豆进口已经超过7000万吨，其他谷物进口也达到1000万—2000万吨。当然这其中的部分进口是“有效进口”，是国内需要的；部分进口是“扭曲进口”，是因为国内政策的扭曲，形成国内外巨大价差所引致的进口，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化。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必须真正落实中央已经明确提出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中央1号文件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由过去“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调整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其要义是“立足国内、适度进口”，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同时，要求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全球农业战略
现在必须加快落实中央关于粮食安全保障的新政策。这要求在确立新粮食安全观的基础上，实施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初步的考虑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今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要做到 “两个并重，二元路径和三维战略”。
两个并重，即粮食安全和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并重；二元路径，即立足国内，适度进口；三维战略，即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要从全球维度、国家维度和家庭维度来规划。
其中，从家庭维度看，粮食安全不仅要解决具体的吃饱问题，今后更重要的是保障营养健康与食品安全；从国家维度看，解决粮食安全要真正把立足国内和适度进口相结合；从全球维度看——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必须把中国的粮食供需问题放在全球背景下的谋划。这就要求，中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全球战略。由此，我们早在前几年就提出，要实施“五位一体”的全球农业战略。
所谓全球农业战略，第一，要全面布局境外农业投资，即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第二，要实施新型农业国际合作，除了走出去商业性的投资布局，还要推动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战略合作与支持，促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从根本上缓解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而且由此对冲国际粮食市场不稳定问题；
第三，要积极参与和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农业治理，建立构建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全球农业新秩序；第四，要在全球推动建立农业战略贸易伙伴关系；第五，要谋划建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中心，掌握大宗农产品定价的话语权。
三、“一带一路”为中国农业全球战略提供支撑
“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有些地区地广人稀，土地集中平坦，物种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效率低，劳动力不足，经营方式粗放。如中亚耕地面积最大的哈萨克斯坦，谷类单产却是中亚最低的，小麦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80%，小麦单产1吨/公顷，仅为中国的1/5，提升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农业全球战略提供支撑，服务于中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总体战略。“一带一路”最终要形成一个开放、包容、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架，在这一构架下，促进形成国际农业合作新格局、全球农业治理新秩序。初步判断，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源互补。亦即有利于实现与周边国家农业资源的互补。通过实施新型国际农业合作战略，充分发挥相关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支持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仅有利于解决其粮食安全保障和农民增收问题，还能够扩大其农产品出口，增加全球供给，对我国进口有利。
第二，产能合作。促进与相关国家农业食品产业的产能合作。目前有人担心农产品进口过度对国内市场有较大冲击。如果通过农业食品的国际产能合作，把国内农业食品产业的价值链，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延伸到境外，形成覆盖“一带一路”区域的农业供应链，这或许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这既符合沿线国家的利益，也是国内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
第三，市场互惠。在“一带一路”倡导的区域合作框架下，如果能够逐步建成高水平的自贸区网络，将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安全、稳定的区域农产品市场体系，使各个国家都能平等、安全分享经济发展、农产品市场增长带来的利益。第四，发展共赢。亦即，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业共同受益、共同发展。例如，目前我国粮食进口主要来自北美南美，从周边、沿线国家进口相对较少。但是，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潜力非常大。如中南半岛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我们曾经根据调研做一个测算，只要在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一点力度，三国的大米出口潜力可以新增2000万吨。而目前全球大米量只有3500万吨。这实际上颠覆了过去的一个说法，即全球大米贸易有限，如果说这是农业资源的限制的话，还不如讲是大米有效需求不足所致。我国西南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四省市，目前粮食缺口仍然每年达2500多万吨。若“一带一路”推动形成区域一体化农产品市场，则可考虑将我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的农产品市场对接起来，建立新型粮食保障体系。西南地区则可退出超载的耕地等资源，真正实现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南半岛则可利用西南地区的农产品市场，推动其现代农业发展。
可能的风险，对于我国目前面临各种严峻挑战的农业来说，沿线区域农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也会带来一些风险。首先，对一些竞争性农产品（包括大米等）如果过度进入国内市场，有可能会给国内主产区市场带来一定影响。其次，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过高的结构性风险，如目前大豆进口给国内市场带来的困惑。今后更高程度的农产品市场开放，是否对其他农产品，如主粮、饲料粮，还有肉食等产品，会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第三，企业走出去目前基础还比较薄弱，今后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承载实施全球农业战略所赋予的使命？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必须在政策设计上予以足够的重视，并提出应对之策。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地缘战略格局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形势与空间格局

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农业大国数量多，农业增加值在全球居于前列。“一带一路”沿线遍布农业国家，占据了世界农业增加值前 10 位国家中的 4 个。其中，中国农业增加值2013年达9 240.27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印度3 375.25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印度尼西亚1 250.42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俄罗斯 817.14 亿美元，居世界第9位。此外，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农业增加值也均超过500亿美元，也居世界前列。
2，农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占据较高比重，整体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农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民经济构成中普遍占有较高比重，特别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农业占 GDP 比重已超过 20%，中亚五国中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占 GDP 比重也超过 15%。可见，农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谷物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谷物产量丰富。全球前10位谷物生产大国中，有5个位于该区，前5位中有3个位于该区。其中中国谷物产量达55 284.06万吨，排名全球第1位；印度 29397.85 万吨，居全球第3位，俄罗斯9037.04万吨，居全球第5位；孟加拉国5424.92万吨，居全球第1 0位。
4，农业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高、人均耕地面积居于世界前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农业用地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农业用地占全国面积比重普遍较高。中亚五国、蒙古等近 20 多个国家农业用地占比超过 50% 。
从人均耕地面积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大量地广人稀的国家，从总体上看几乎“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人均耕地面积水平均高于中国。特别是俄罗斯、中东欧国家、中亚五国、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均有较高的人均耕地面积，具备巨大的农业开发潜力。
5，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科技落后、投资匮乏，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一带一路”沿线遍布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农业总量大，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同时受到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为低下，同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差距。
而从单位面积耕地产出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均谷物产出量明显低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除中国具备与美、欧相近的较高的单产水平外，俄罗斯、蒙古、中亚五国、西亚、南亚诸国单位面积产量水平均较低，其中最突出的是蒙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其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仅相当于中国的 1/4 水平。可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用地生产率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